《儒林外史》是清代现实主义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开创了以小说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

　　一、《儒林外史》的讽刺说之存疑

　　《儒林外史》被称为讽刺小说，始于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给《儒林外史》冠上了“讽刺之书”之名：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从此之后，研究者大多循着这个思路和视野对《儒林外史》进行研究阐释。然而我们若结合这部作品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实来看，讽刺并不能包括《儒林外史》的全部内容，它还以文学的视角对清末乡村社会中文人儒士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描写。

　　《儒林外史》

　　说起《儒林外史》的讽刺，就不得不提小说中最为人熟知的“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中举的故事出自小说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范进中举人之前，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瞧不起他，认为自己女儿嫁给范进受了不少罪，范进向他借盘费还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在得知中举人之后，范进本人一下子跌倒在地，不省人事，疯掉了，之后被胡屠户的一巴掌打醒才恢复，而邻里在得知范进中举人后，“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了两只鸡来的，”“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蔽的，”原本连衣食问题都不能解决的范进从此“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中举这一回，历来都是作为讽刺封建社会八股取士的典型，尤其是范进中举后的过激反应以及其邻里的变化。但是，我们从范进个体来看，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而在古代，我们知道对于这样的普通人来说，通过科举晋升来改变家庭生活困境是一条十分不易的道路。范进平日里不被乡邻看好，自己家里生活也很拮据，突然中了举人，这种心理的巨大落差，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常的。人会因为过大的心理落差出现一些反常的生理反应。范进的过激反应，不过是心理落差造成的罢了，是无可厚非的。而其乡亲邻里的反映变化，也是人之常情，在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而且农村社会的结构不像城市，一家之事情往往会全村皆知而且变成全村人的事情，尤其是和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范进中举，意味着范进一家从此衣食无忧，步入了富贵人家的行列。封建社会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但是农民的生活并不是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除了封建王朝的苛捐杂税，还有底层小吏的盘剥。能和中了举人的范进搞好关系，说不定将来还能分得一杯羹呢，这也是中国农村社会里的人情世故。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关系异常复杂，与西方与当代都有差异，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这是他们对于依存关系的观念。因此对于《儒林外史》的讽刺之说，还需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关系详加考量。

　　对于小说而言，如果涉及对现实社会人情世态的描写，那么这部分内容便很容易同讽刺联系起来，但是运用到讽刺手法不代表作品本身就属于讽刺文学的范畴。讽刺作为一种小说的写作手法，在各种题材中都有所运用。清末作为封建社会的强弩之末，旧时代的代表，自然为新时代、新思想所排斥，鲁迅先生作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手，还称封建社会为“吃人的旧社会”，可能自然而然把其中的讽刺手法看作是封建社会中的讽刺而认为整部小说是讽刺作品。但是我们结合小说创作时代和社会特征来看，《儒林外史》的小说主旨并不单在于讽刺。

　　二、《儒林外史》的纪传性及其表现

　　《儒林外史》虽然拥有讽刺艺术手法特色，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以讽刺文学的单一标准来研究阐释。其中所描写的人物除了写讽刺对象外，还有不少被作者赞扬的正面人物。除此之外，作者还使用了不少白描手法客观呈现小说中的人情世故。除了范进，小说中还写到了其他很多儒林人士，如严监生、杜少卿和高翰林等，颇类似《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结构。张锦池就认为：《儒林外史》一方面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使事件“历帝王之岁月”而假托前朝，一方面以“功名富贵”作主脑用故事明“录人臣之行状”而尤在士林，可谓二者精神兼备，所以称它的结构形态是纪传性结构形态。所谓纪传体，在刘知几《史通》的定义是：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儒林外史》写有士林人物约三百多人，而且这些人物传也是暗中编年的，儒林士人面对“功名富贵”的种种。通过小说目录也可以发现，除了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群文”外，其余五十五回标题皆与人有关，有姓氏加职业的称呼;有姓氏加职位的称呼;也有“和尚”“秀才”“将军”等这类社会身份等。这些既有人物其事又暗有编年，明显是符合纪传定义性质的，因此单纯认为其全书主旨皆为讽刺就显得有些片面了。

　　《儒林外史》中对于文士治生问题，有着深入的描写。治生即生计问题，文士并不是有了一定文学才能就可以衣食无忧的，像下层普通老百姓一样，温饱生计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们。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们常常从事各种行当来谋生，比如卖字作文，即生活贫困的文士通过卖字作文可获得一定的润笔资以解決不时之需。如第二十二回中的文士牛玉圃，第五十五回中的季遐年等，就是以卖字作文赚取润笔资的。《儒林外史》中还有一种“操选政”的治生方式，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买卖学习资料。因为科举考试能够取得功名，所以很多儒生对于科举考试的资料需求很广。比如名士的试卷就非常抢手，有一些文士就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们收集整理名士的试卷，有的加上自己的评点见解，然后汇集印刷出售，如马二先生、卫体善、随岑庵等人便是从事这类行当来解决生计问题。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品经济及手工业都有进一步发展，然而这种变化在封建社会制度下，不足以产生根本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的贫困化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不少儒林文人也不例外，吴敬梓在小说中描写了众多文人多样的治生问题，是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人生存不易状态的一种文学记载，与其说是讽刺封建科举制度对明清儒士的禁锢迫害，不如说是对明清儒林士人的纪传更为合理。另外，《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三百多士人，并不是互相独立没有关联的个体，吴敬梓在小说中细致描绘的不少士人因科举而关联，结合这些儒林人物及其叙事，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便形成了一个以小说为中心的特定关系网络。比如从科举考试中产生的同年关系，这也是科举考试中最基本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年伯、年叔、门伯等称谓，这种类似亲戚关系与科举关系融合的称谓，可谓是这个特定关系网络的有力体现。而且，其中约三百个士林人物，不管是以周进、范进、马纯上、鲁翰林、王玉辉为代表的投身八股与礼教的;还是以娄三、娄四公子、赵雪斋和杜慎卿为代表的附庸风雅的;还是如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等为代表的真儒等，不少是有其真人的，吴敬梓小说中是用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来塑造这些儒林人物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现实儒林人的一种纪传。

　　《儒林外史》

　　三、结语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虽有讽刺的艺术手法，但是称其为讽刺小说并不能完全涵盖其主旨，它同时也具有纪传性，对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儒林文士的生存状态群像有着生动的呈现，而这也正是其纪传性成就的体现。